原标题:随笔之九十二:  《聚会》

原标题:随笔之九十二:  《聚会》

前言

早晨,夫人躺在客厅沙发上看她的微信。突然问我:“你在博客里发了一篇我们跟附中学生、陈老师聚会的文章啊?”我说:“是啊!发了。怎么啦?”夫人说:“学生殷慕慈在微信里说看到老师的文章了。她说,我们会永远感激赵先生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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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笔之九十二:

《聚会》

有很长一段时间了,我很怕接陌生的电话。这是让一个接一个烦人的骚扰电话给闹的。不是让你买房,就是让你贷款,或买什么理财产品……我又不是暴发户大款,哪里有闲钱老买这些个。

为了避免这些电话的骚扰,不让骚扰电话影响我的情绪,打乱我的思绪,打扰我的睡眠,我的手机大部分时间是关闭的,实在是无奈之举。偶尔打开,到吃饭、睡觉的时候就又关闭。实在没什么好的办法对付这些烦人、让人不悦的电话。

那天,午睡过后,我刚打开手机,就有一个陌生的电话“趁机”打了进来。每每遇到陌生的电话,我都是战战兢兢的,很紧张。

我很不情愿地问道:

“请问,你是哪里?你找谁?”

对方是一个女人的声音。她谨慎地问道:

“请问,您是赵先生吗?”

我一听,打电话的人认识我。我赶紧回复说:

“我就是赵忠心。你是哪位?”

对方稍稍迟疑了一下,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说话的声音,一下子变得有点儿激动:

“赵先生,我可找到您啦!您还记得我吗?我是师大附中老初三的学生殷慕慈呀?”

她一提“老初三”和“殷慕慈”这个学生的名字,立刻开启了我尘封五十年的记忆。

1965年,我24岁,还是个小伙子。师大毕业后,分配到和平门附近的师大一附中,第二年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。这个叫“殷慕慈”的学生,是当年附中“中三4班”的一个很普通的女孩子。他们班是中学(初中、高中)五年一贯制实验班。我清晰地记得,她个子不高,长得白净,很稳重,平时不大爱说话,一说话就爱笑,我至今还有印象。

我立刻回应说:

“记得,记得。你是中三4班的吧?你好吗?我们分别有半个世纪了,你还记得我?今天,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,有什么事吗?”

殷慕慈急切地说:

“赵先生,我怎么能忘记您呀?您是我的恩人啊!”

“怎么,我为你做过什么吗?我不记得了。”

她说:

“1968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毕业生到农村插队。我的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,在地质部工作,被下放到南方的农村。我的姐姐比我大十三岁,已在南方一个城市定居,家里就我一个孩子了。你考虑到我们家有实际困难,没让我报名去东北、内蒙古这些比较远的省份农村插队,你特意把我安排到北京郊区的大兴县。

“那个时候,唯成分论盛行,我们是知识分子家庭,不是‘红五类’。我父亲是‘臭老九’,是专政对象。那个时候,您能特别照顾我,我一直记在心里。心想,我一定找机会感谢、报答赵先生。

“多年来,我一直在找您。我家先生经常在报刊杂志上看到您写的文章,但不知道您的电话。后来,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在原附中的外语组陈宝辰老师那里得到您的电话。从陈老师那里,我得知,赵先生在师大工作,学术成就昭著,是名人。我之所以迟迟没有给您打电话拜访您,是怕您忙,一直没敢贸然打扰您。

“赵先生,俗话说:‘滴水之恩,涌泉相报’,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我想,一定要找机会,报答赵先生当年您对我的特殊照顾,对我的恩典。我想请您和师母,也请陈老师夫妇,我们一起坐坐,叙叙旧。您看行吗?”

我当即回答说:

“这有什么要报答的呀!那是我该做的事,是我能做的事。你说‘感谢’、‘报答’,那就见外了。

“你说要一起坐坐,这好啊!我们分别整整五十年了,我已经由一个朝气蓬勃的小青年,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了。我也要看看当年那个十五六岁的可爱的小姑娘,今天变成什么样子了。我跟陈老师也有十多年不见面了,也很想见见她。

“殷慕慈,这样,你来定日期、地点和具体时间。然后,通知我,我一定准时赴约!”

她电话中提到的陈宝辰是原附中外语组的女老师,是我的老朋友。在附中时,我们是同事,后来我们两人先后调到师大。她在师大苏联文学研究所工作,我在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,我们仍旧是同事。

我和陈老师虽然是同事,还是好朋友,只是大家都很忙,她又住在校外,见面机会很少。此前,最后一次见面是十多年之前,在校园里是校医院附近邂逅。那次见面,她还特意送我一本她家先生老齐写的书——《黑皮书》。后来,我也搬离了学校,住到现在的京师园。我们俩人又都先后退休了,就再也没有见过面。

她比我得大十来岁,是个老大姐。退休后身体状况不是很好。在一次电话中得知,她的膝盖出了问题,做了手术,拄上了拐杖,行动不便。一直想去看望她,总也挤不出时间。这正好是一个跟她难得的见面机会。

殷慕慈说,要邀请陈宝辰老师夫妇一起坐坐,陈老师也特别想见见您。我由衷的高兴。

前天,我们应邀前往地坛公园西门附近的一家淮阳饭店相聚。老师生,老同事,老朋友,久别重逢,分外激动。

我们到聚会的地方,殷慕慈是第一个到的,她在那里迎候我们。眼前的殷慕慈早已不是我印象中那个小姑娘了。不过,那轮廓还没变,我一眼就认出了她。她说她也都67岁了。可不,1968年她下乡插队,距今快五十年了。那个时候,我刚大学毕业,我已开启了“奔八”的历程,她就该是个“奔七”的老人了。

她见到我,非常地激动。她让我和师母落座,拉着我的手说:

“赵先生,我,我们一家非常感激您。在那个特殊的年月,您顶着压力,特殊照顾我这个‘非红五类’家庭出身的学生,我和我的先生(是她中学同班同学),我的儿子,一直都非常感激您!”

我说:

“那个时候,我负责学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事。我也没有特殊照顾你。只是考虑到你们家的实际困难,把你安排在比较近便的京郊农村插队,我只是坚持了公平、公正的办事原则。

“当时,咱们学校高干子弟、军人子弟很集中,他们都有路子。用今天的话说,就是有条件‘拼爹’,毕业时都有了比较理想的出路。你是‘臭老九’的子弟,不能‘拼爹’。我虽然也是‘红五类’家庭出身,但我的思想并不‘极左’,并不赞成‘唯成分论’。我心里想的是,你们这些‘出身不好’的学生家庭,有实际困难,该照顾还是要照顾的。当时,我手里既然有这个权力,我就做主安排了。

“当时,是有人为此事曾质问过我,认为我是‘阶级立场’有问题。但我没有被他们的质问而吓住。我理直气壮地说,只要是我们学校的学生,就应该按照政策办事。你说我特意照顾了你,照顾了你们的家庭。其实,这也没有做什么。我本该这样做。”

陈宝辰老师夫妇,因为腿脚不便,行走得很慢。虽然殷慕慈特意在他们家附近的这家淮阳饭店,也还是姗姗来迟。

陈宝辰老师的丈夫齐特先生是个老革命,确切地说是个“老资格的革命文艺工作者”。革命战争年月,他就是文艺工作者,一直在解放军部队的文工团。建国以后,他是全总文工团的团长,年已88岁了。见到陈老师,我才知道,她今年也已86岁了,比我大将近十岁。

陈老师出身于大户人家。当年,她的母亲跟周恩来总理夫妇是南开大学的同班同学。陈宝辰老师跟随父母曾多次被请到中南海周总理家做客。

陈宝辰老师年轻时,是我们附中有名的大美人。人长得漂亮,身条好,气质佳,端庄秀丽,沉静稳重,是典型的大家闺秀;且业务好,对学生态度、教学效果好,很有人缘。陈老师人长得很洋气,但性格却跟她的长相有很大的反差。她性格内向,朴实、厚道,性格和善,为人随和,平易近人,从不盛气凌人,跟同事关系很好。在工作、生活上一向严于律己。

就是这样的一个优秀又普通的老师,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幸免于难。因为我刚分配到附中还不到一年,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,对学校老师的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。不知道是为什么,她也被打成“现行反革命”,给她强加了许多“莫须有”的罪名。那真是“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”呀。她一概否认强加于她头上的种种无端的罪名,造反派说她是顽固透顶,她被关押了起来。在造反派监督之下,强制进行劳动改造。

她觉得实在冤枉,实在无奈,实在绝望。

有一天,就趁监管人没注意的时候,她自寻短见,一气儿就吃了一瓶安眠药。被老师发现时,她已深度昏迷,处于十分危险的状态。如果不尽快抢救,很有可能人就没命了。

我当时是学校的教师代表,老师急忙找到我。我立即招呼学校的工人和高中学生,用担架抬着她,急急忙忙地往地处槐柏树街的宣武医院跑去。时间就是生命!

工人和高中学生抬着陈老师,一溜小跑,气喘吁吁,汗流浃背,赶到医院的急救室。

那个时候,医生很谨慎,先查阅病历。医生一查,她是“斗争对象”。这是她被强制劳改时,造反派带她看病留下的案底。我一看,病历上竟然写的是“×××混蛋”!

急诊室医生犹豫不决,迟迟不动手抢救。医生不知道该不该抢救,能不能抢救,怕得罪了造反派,吃不了兜着走。

那个时候,有的单位的造反派,不许医生救治自寻短见的“走资派”,已经有领导干部去世的消息传开,我也已有耳闻。虽然,我也并不知道陈宝辰老师是不是真的“现行反革命”。但我想,谁也没有权力让“斗争对象”的生命消失。

一些重点学校的造反派是很凶的。他们到处“打砸抢”,任意殴打、凌辱领导干部。师大当时有三个附中,已有两个学校的校长被造反派活活打死,只有我们这个附中的老校长还幸存。我去老校长家把另外两个附中校长遇难的事告诉他,要他们一家人切实提高警惕。老校长听了,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!白色恐怖,让人不寒而栗!

我执意要救治陈老师这个“现行反革命”的态度和举措,是要冒极大风险的。我也不知道,我当时是那里来的那个勇气、魄力和胆量。

看医生顾虑重重,犹豫不决,袖手旁观,见死不救,我心急火燎,不可遏制,立刻发火了!

我诚恳而言辞激烈地对急诊室的医生说:

“你们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,必须赶紧给抢救!她是不是真的反革命,现在并没有定案。就真的是反革命的话,也要抢救!必须抢救!你们医生不要怕但什么责任,有我呢。我是学校教师的负责人,如果有什么严重后果,需要担负什么责任的话,我负全责!跟你们医生没任何的关系。”

医生看我敢于担当,态度非常坚决,不容置疑,像是有了靠山,这才解除顾虑,在我监督之下,开始紧急抢救。终于挽救了陈老师命若悬丝的性命。

那天我们聚会,陈老师夫妇都年事已高,且身体状态不佳。看到他们的身体状况,我心里很沉重。陈老师年轻时,那美丽动人的身影,一去不复返了。但她不仅人长得美,心灵也美,留给我内心的美丽动人,却是永远不会消失的。

陈老师夫妇到聚会的饭店,我赶紧起身迎了上去。她还没有落座,就激动地拍着我的肩膀,迫不及待地对她站在身边的先生说:

“老齐,这个小赵,可是个大大的好人啊!当年,就是他救了我的命。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啊!没有他及时找人,果断送我去医院,没有他无所畏惧、不容置疑地要求医生立刻抢救,就没有我的今天了!我跟小赵可是生死之交啊!”

我说:

“这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没事就好,平安无事就好。事情已经过去了,就不再提了,免得让人回忆起那不堪回首的年月,给我们心里添堵。”

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。我没想到,学生殷慕慈和陈老师还都牢牢地记在心里,念念不忘,要找机会要表达对我的感谢。

其实,他们所说的事,我早已忘却了。

在其位,谋其政。我给学生殷慕慈和陈老师做的那些事,都是我的本分。我只不过是尽职尽责,做了我该做的事,分内的事。

在那个极为特殊的年月,由于环境的复杂和政治压力过大,的确有不少人“一事当前,先替自己打算”,就像毛泽东在《反对自由主义》一文中所说的那样:“事不关己,高高挂起;明知不对,少说为佳;明哲保身,但求无过。”

我为我当年能顶住压力,勇于担当,没有因为怕担责、受牵连而失职失责,没有留下终生的遗憾,对得起天地良心而庆幸。

事过半个世纪,他们还都记得这些事,我很感动。我当时做那些事,绝无对他们“施恩”的意思,我也没有什么“恩”可“施”。帮他们做那点儿事,绝不是为获得他们的“感谢”、“报答”。

更何况,我跟殷慕慈是师生,跟陈老师是同事,是朋友,我们的关系如此亲密。我所做的事,是他们需要的,也都是在本能驱动之下,是我该做的,我就该义不容辞。其实,用不着感谢,感恩。

友人多年未曾相聚,谋面,大家都很珍惜,很高兴,不断地推杯换盏,庆祝我们十分珍贵的久别重逢。

临别时,我们相约有机会再相聚。我说:

“下次,我做东!”

(2017年5月17日)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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